察股观经/灵活就业模式兴起\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李迅雷

　　今年中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增至逾千万，但就业机会却没有显著增加，所以很多毕业生都很难找到工作。

　　年轻人就业难近年来引起社会广泛关注，在2020年疫情后该问题进一步凸显。为何中国一方面遭遇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，新增就业形势良好，调查失业率进一步下降；另一方面年轻人就业难的问题又挥之不去？本文对年轻人的就业难问题进行分析，并就如何化解年轻人的就业压力提出建议。

　　随着中国各地疫情的好转，7月份各项经济指标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，城镇调查失业率从4月份的6.1%高位，回落至5.4%。但为何今年大学生的就业压力比往年显得更大呢？主要原因是今年大学毕业生「供给」过大，今年高校毕业生1076万人，同比增加167万人，历史上首次突破千万人大关。大学生毕业生的「供给」创了历史新高，但上半年GDP（国内生产总值）增速却显著低于2021年，在新增就业机会没有显著增加的情况下，导致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凸显。

　　今年大学毕业生突破千万

　　笔者预计，随着大学生毕业季的过去，之前没有找到工作的大学生会降低择业预期，「高不成低不就」现象会有所改观，职业匹配度也将有所提高，故下半年年轻人就业压力将逐步减少。

　　在社会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，确实存在大学生的择业需求和职业供给的不匹配问题。例如，不少毕业生希望选择「旱涝保收」或「金饭碗」的岗位，自2009年起，国考（国家公务员考试）报名人数已连续14年超百万人，2022年共有约212万人通过资格审查，报录比达到了68：1，不少岗位都是千里挑一，甚至万里挑一。

　　在西方国家及新兴市场国家，长期存在「受教育者失业」现象，这是因为接受教育程度愈高，择业、薪资等要求也随之提高，但社会招聘需求未必与之相匹配。而中国这些年来各大学扩招现象较为普遍，根据教育部的数据，去年中国18岁学生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7.8%，明显高于6年前的40%；在美国，这一比例多年来一直稳定在40%左右。

　　中国大学过去为了扩大规模而持续扩招，也使得社会用工方面供过于求，2021年应届本科毕业生的起薪仅为5833元（人民币，下同），已经显著低于蓝领工人的平均月薪6667元。因此，至少在平均薪资方面，白领的优越感实际上正在消失。职业教育作为工业制造的上游，在德国等高收入国家受重视程度和社会地位都较高，而在中国的职业教育则远远落后于普通高等教育。

　　据人社部、工信部发布的《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》显示，中国制造十大重点领域2020年的人才缺口超过1900万人，2025年这个数字将接近3000万人，缺口率高达48%。因此，中国年轻人在专业发展方向上只要更面向人才短缺的行业，更注重技能培训，则就业难问题就能迎刃而解。

　　从今年开始，中国第二次婴儿潮中出生的人口，将大规模退出劳动力市场，而且持续时间将超过10年以上。这意味着，中国今后10年将面临劳动年龄人口的大幅下降，这将给年轻人的择业带来巨大的机会和挑战。

　　从今年前7个月的数据看，中国接触性服务业的销售收入下滑依然比较明显。如中国餐饮业的收入同比下降6.8%，商品房的销售额下降28.8%。此外，旅游酒店、航空业等都是受疫情影响比较大行业，这是导致服务业就业压力增大的原因，而从业者多以年轻人为主。

　　在此背景下，灵活就业的模式就被愈来愈多地采纳。对企业而言，一方面，灵活用工能降低企业的用工成本，但主要并不在于薪酬，而是五险一金等福利及各类税费；另一方面，灵活用工使企业更能应对疫情突发和季节性变化的需求。对从业者而言，尽管缺乏五险一金等保障，但总比失业状态要好，而且有些灵活就业者本身就有一份正式工作，灵活就业可以增加收入来源。

　　灵活就业者多为中青年

　　与海外发达国家相比，中国的灵活就业起步较晚，2014年《劳务派遣暂行规定》出台后才正式开始发展。但目前灵活就业发展或已步入快车道：首先，平台经济和共享经济不断发展壮大，催生大量的灵活就业；其次，与美国和日本类似，产业转移和人口老龄化趋势将带动零工市场扩大并进入快速发展期；最后，从海外发达国家经验来看，经济下行往往会促进灵活就业方式的应用，疫情的冲击或将推动灵活用工在雇佣模式中的占比进一步提升。

　　过去10年来，中国灵活就业占比稳步增长。中国城镇就业人员中的个体就业人员，对应着灵活就业中自雇型和自主就业的部分群体。中国城镇个体就业人员规模从2001年的2000万人左右稳步扩大至2019年的1.2亿人，占城镇总就业人员的比例也从8.8%升至25.8%。整体来看，城镇个体就业增速持续高于整体就业的增速，尤其是2014年后，个体就业人数的增速中枢稳定在11%，而城镇总就业人员的增速平均仅不到3%。

　　据市场调查统计，灵活就业者中约超过八成为40岁以下的中青年，而50岁以上的灵活就业人员仅占5%左右。这与灵活就业岗位的特质有关，同时年轻人的就业压力更大可能也是重要原因之一。在受教育程度方面，中国灵活就业人员多数为高中以上学历，反映出平台经济快速发展之下，灵活用工岗位的信息化程度提升，灵活就业人员的素质整体更高。

　　从发达经济体的发展经验来看，灵活用工成为正式的就业方式，最早起源于20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。在大萧条时期，为了解决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，灵活用工应运而生。20世纪七八十年代，随着经济出现滞胀导致失业率攀升，各国开始推动灵活就业给劳动力市场注入新的活力，灵活用工市场也迎来了较为快速的发展。

　　中国经济从2011年开始就步入了转型期，即经济增速下降，但经济结构在优化，新旧动能开始转换，愈是到了经济转型的时候，愈需要自下而上推动创业和创新。世界银行曾发布报告称，在人工智能、互联网等新技术基础推动下，灵活就业有可能成为新的就业主体。这就需要我们更新观念、与时俱进。

　　「金饭碗」「铁饭碗」减少

　　记得笔者第一次接触到电商，是在美国沃顿商学院学习时去Bestbuy买电脑，发现这家著名连锁店的舖面已经很小，大部分商品都没有，也没有我需要的电脑型号。如今中国电商的规模已经大幅超过美国，在零售总额中的占比超过25%，而美国仅11%。在商品供给方面，阿里平台商家数约为亚马逊北美商家数的两倍，阿里平台SKU（最小存货单位）数量约为亚马逊的3倍。

　　笔者认为，依赖房地产作为经济主要驱动力的时代即将过去，财政收入中土地出让金占比将大幅下降，或将对公务员的需求带来抑制，经济结构所面临的这些深远变化或将减少全社会「金饭碗」、「铁饭碗」的数量。

　　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看，投资对GDP的贡献将随着房地产长周期的下行而回落，金融业也将随之收缩；随着欧美经济的滞胀，出口对GDP的贡献可能也将承压。稳增长主要靠内需特别是消费拉动，这也是全球经济的共同特性，而中国消费对GDP的贡献一直低于全球平均水平。

　　那么，这一经济拉动模式会否被改变呢？笔者认为一定会的，目前中国95、00后已经成为了消费主体，这一年龄段年轻人的消费观念与70、80后有很大不同，后者的消费率偏低而投资率偏高，因为他们年轻的时候正处在房地产的上行长周期中，而95、00后的父辈们大部分已经配置了房子。95、00后基本是1965至75年间出生的「富裕世代」的子女，本身享受家庭财富的传承较大。从贝恩公司发布的《2018年中国奢饰品研究报告》中看，千禧一代逐渐成为奢侈品消费的主力，父母的资助是他们购买时尚奢侈品的资金来源之一。同时，新世代的人群是独生子女的一代，该人群住房拥有率高达70%，因住房产生的负债压力较小。

　　因此，当下的年轻人既是消费主体，同时也是创业主体，唯有同代人更了解自己的需求是什么，才能创造出中国消费最大群体的各类适销对路的商品和服务，如反映95、00后消费习惯变化的「世代新消费」，诸如：国货、直播、游戏等业态。